里卡多•梅林德 理查德•萨曼斯 世界经济经济的持续衰退，激发了2016年促使全球经济合作的呼声。中国接任2016年 G20峰会 轮值主席国，北京已定下会议基调——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及包容性问题的同时，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形成更加稳健的全球间贸易投资活动将是此次G20峰会的第一要务。 去年12月，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各方政府就如何甚至是否继续“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问题未达成一致后，通过全球合作复兴贸易投资变得更为困难。但如今黯淡的经济前景、全球贸易投资进一步放缓，这一切都增加了贸易官员们的紧迫感，并促使商界做出适当回应。 在提高全球经济体生产力、改进资本和技术的最优配置、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贸易投资以及帮助发展可持续生产与消费模式方面，包括WTO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可以运用一系列措施做出贡献。一些国家正在通过合作采取了或多或少的措施，但目前全球范围内仍未就世界经济问题达成某种普遍或广泛的共识与策略。 大部分国际贸易主要集中在半成品交易上而非成品，这个比例大致为60%，在主要的新兴市场上则能达到75%。但这样的国际商品网络只涉及相对较少的国家。可以搭建一个“全球价值链伙伴关系”，来促使那些力争本国经济融入全球供应链条以及希望与相关企业专家取得合作的各国政府间更好地达成合作。 一些希望将互联网贸易规模化的国家可以开创一个“数字贸易协定”，尤其是那些寄希望于中小企业（SMEs），通过执行一系列关于最低海关门槛、中介责任、隐私权、知识产权、消费者保护、电子签名及纠纷解决等问题的新的政策实践，提升互联网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也可以设立在线单点查询系统，借助这个系统，跨境服务供应商可以了解贸易东道国管理规定及相关许可要求的信息。这些政策都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与潜在就业的最大化。 各国政府间可以启动“区域贸易协定（RTA）信息交换系统”，作为一个综合性开放信息平台，促进透明化、协同化和多边化，提高商业行为效率。目前这些贸易往来需要基于超过400项地区间优惠贸易协定才能开展。相似地，发展一项“现代化投资协定方法”同样能简化如今建立在超过3200项国际投资协定（IIAs）之上的商业过程。可以通过一些新近达成的双边协议实现这项方法，包括最近正在谈判中的中美双边投资协议，这些都是为最终目标达成的必由之路。 发达国家应尽快扩展对所有最不发达国家（LDCs）实行的免关税免配额（DFQF）市场准入机制，同时中等收入国家应跟随中国、印度和巴西的领导实施该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计划。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遵循加拿大的先例，为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累积的原产地规则待遇，从而使最不发达国家享有和自贸协定成员一样优惠，增加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 同时，由于“了解你的客户机制”（Know Your Customer）的收紧，发展中国家成立对口银行的可能性降低了。金融监管者应通过确保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或沃尔夫斯堡集团（Wolfsberg Group）（由每个国家至少一家银行为保证“了解你的客户机制”顺利运行主导设立）的监管到位来提高这些对口行的有效性。对监管者来说，开发性银行可以通过风险缓释（risk mitigation）的拓展配置、联合融资（co-financing）、能力建设援助（capacity building assistance）以及其他公共财政工具与机构投资者合作，实现基础设施混合融资及工业投资的规模化。 以上只是“E15 Initiative”实践理念的一部分。“E15 Initiative”由超过350位专家形成的18个不同专题组就全球贸易投资体系进行周期两年的多方利益相关战略讨论。最初，这些建议或其他讨论不需要建立在多边协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的基础上。它们可以在诸边协定（plurilateral agreement）、区域协定、甚至在一些情况下的国家单边行动中达成。 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间，WTO可以通过在区域贸易协定与诸边协定的具体特征基础上形成的“模块式多边化”（modular multilateralization），推动现在被戏称为“意大利面碗”体系（形容当前区域贸易协定下国际间贸易关系的混乱）的国际贸易合作关系逐步协调重组。但这将要求WTO必须参与并服务于这些新的体系，而不是将自己置于高于或超出这个体系的位置。WTO可以通过鼓励形成与这项长期目标一致的“诸边俱乐部”（plurilateral clubs），即：采取诸边协定行为准则、针对所有被提出或协商的协定组织发布多边影响报告以及主动鉴别区域贸易协定和诸边协议中具体的最优实践，并加以推广。 在这些原则下形成的更为创新和自信的WTO在不同的环境中发挥的作用将颇有差异。一种是在贸易转移集团的竞争下，许多贫穷国家被全球经济发展边缘化的世界；另一种则是基于合理规则本质形成的全球贸易体系重要多边机制重新焕发活力的世界。 相信贸易政策决策者和WTO能从它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同仁们最近的经验里学习。2009年在哥本哈根达成的一项自上而下的全球气候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失败。正因如此才使得将近200个缔约国意识到——当时单单只考虑如何制定一套正式规范机制的做法实际上阻碍了应对气候变化所能做的努力。气候变化可以说是全球最严峻的关乎到人类生存问题的风险。而去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则取得了成功，原因就在于此次谈判中关键的政府成员及组织都选择尝试更广泛、更多样的能取得进展的机会——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公共或私人的，并注重于引导各国政府和组织间协调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这样一种不容忽视的全球性挑战。 为了增强21世纪的全球经济增长、巩固可持续发展，全世界是时候考虑为调整重组全球贸易投资结构该做些什么了。 本文英文版首次发表于世界经济论坛的议程博客上，中文版首次发表在财新网国际版 2016年3月15日。 作者里卡多•梅林德（Ricardo Meléndez-Ortiz）是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的总裁。理查德•萨曼斯（Richard Samans）是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高萌翻译 。